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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生的生育窘境折射出性别平等的缺憾 “女人是人吗？”学者凯瑟琳·麦金侬在20世纪末向美国社会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她指出，即使在女性权利在书面上已经得到承认的现代社会，女性依然在各个领域被贬低与侵害。如今，把这个振聋发聩的提问放到今天的中国，同样值得人们反思与回应。 近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女性读博+生娃两全or窘途》将女博士生生育的问题放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篇报道指出，许多女博士生要么在学术科研与家庭之间作一个“有你没我”的抉择，要么默默承担双倍的压力。 正如受访者在报道中所提到的，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便是我国尚未出台对女博士生生育的相关政策支持。一方面，女博士生的身份依然是学生，无法享受 为女性职工提供的生育福利，而她们在经济上也只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另一方面，与本科生或硕士生不同，博士生承担了与职场类似的工作强度与精神压力。 博士生的就读年龄和女性的 育龄高度重合，对这些女性提出“不生育”的要求，无疑很不恰当。因此， 与高校有必要对这个群体提供一定的生育政策支持，不论是提供产假还是生育补贴。如此，才能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女性免于面对家庭与学术的两难抉择。 然而，政策与补贴，未必能够彻底解决女博士“生育难”的问题。学界也有学者担心：如果照顾生育女博士生的政策过多，很可能导致博士生导师不敢招收女生，女性会在学术选拔中被边缘化。即便是初衷在于保护女博士的政策，也可能走向反面，让女博士生的处境更加困难。 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揭示了女博士生育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困境：女性在社会中需要同时承担双重角色。她们一方面需要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她们与家庭绑在一起，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母亲或妻子。正如罗塞尔·霍奇柴尔德在《第二轮班》中指出的——女性在工作时间之外，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时间处理养育儿女等家务事，这相当于是要上无薪的“第二轮班”，这让女性在工作的场域中天然具有劣势。在报道中可以发现，除了生育本身的生理活动以外，女性还被默认应该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工作，而父亲则常常缺席这类工作。 有社会学研究指出，家庭劳动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是无薪的，并且其作用被贬低了，而女性恰恰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当今，全职主妇越来越少，许多女性都开始走向职场。但是，这些走向职场的女性既要完成能够提高社会地位、实现自我的职场工作；又要完成一个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所谓“义务”，这样的局面，无疑对这些女性不利。 女博士生的生育问题，实质上是女性家庭劳动不被承认的窘境的折射。 与学校的政策支持当然有助于缓解女博士生生育问题。但如果需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社会需要重新思考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与意义，公平分配养育孩子的职责，保证不让女性独自承担“第二轮班”。只有通过破除女性就该是“贤内助”的迷思，让两性的劳动能够被平等对待，我们才能自信地重申宪法之中的庄严承诺——男女平等。(罗广彦) 关键词：女博士生,生育,性别平等责任编辑：芦静

强制休息令，考验领导力台州市创建“无盗抢城市”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辖区内干警干劲十足。临海市刑侦大队警官赵伟群，连续加班通宵，参与了两起案件的破案工作，36个小时没合眼，实在太累了，就躺在单位办公室椅子上睡着了。领导看到了，叫他回家休息，没想到他只休息了半天，就又回到了岗位上。这么拼的结果，是他收到了一张临海市公安局首张“强制休息令”的“红牌”。 一般来说，我们总是鼓励那种“公而忘私”“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铁人式英模，但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工作精神固然令人感动，却有可能因忘了休息而把身体拖垮。人垮了，家里少了根顶梁柱，单位的工作还要别人来接手，造成家庭和单位的双重损失。一时的加班，却要用一生来“补休”。不到万不得已，这种做法得不偿失。 虽然这种看法已经成为共识，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远远没有落到实处。许多基层干部，在面对工作的时候依然时常忽略身体，这固然是党员干部奉献精神的体现，却也是对领导力的考验。领导需要体恤下属，这当然是正确的原则，但具体怎么做，就很考验功夫。在“赵伟群吃红牌”一事上，临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几位领导，就很好体现了这种领导力。 首先需要的是一线领导与下属一起奋斗，了解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