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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强力协作方能破解“环境公益诉讼难” 日前， 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各部门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自2015年检察开始以“公益起诉人”的身份，提起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诉讼以来，各级检察已经越来越成为奋战在环境治理司法 线的主要力量，成效十分显著，但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公益诉讼难”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将阻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实现。 “公益诉讼难”，首先难在诉讼主体上。当前我国在公益诉讼主体的选择上，采用“有限主义”政策，即一般由检察或地方政府提起公益诉讼，而其他或团体和个人尚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检察与其说是适格的诉讼人，还不如说是积极的牵头人。这是因为，检察固然在刑事司法方面专业人才多且经验丰富，但在以民事诉讼为性质的公益诉讼中，检察或政府部门还需要多方的专业支持，否则往往会在专业与专才方面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无法向被告方发起有力的诉讼和庭辩攻势。 其次，“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管辖确定难上。检察的设置一般是依行政区划按级而立，但环境污染案件的影响范围却可能是跨区域、跨部门的。如一只青蛙在水里，问题归水利或水产部门管辖；跳到水田里，归农业部门管辖；跳到道路上，由交通部门管理； 到了饭碗里，则归食品和卫生监督部门管辖。环境公益诉讼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哪个相关部门不配合，公益诉讼这张牌就打不起来。 “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调查取证难上。无论是普通民事诉讼，还是公益诉讼，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调查取证是审前必做好做足的功课。然而，环境污染案件中，除了因管辖交错而导致调查取证难之外，环境污染案件本身的调查取证也比普通的民事诉讼难度要大。此外，一些法规之间相互“打架”，和地方保护主义作崇，也往往使公益诉讼难以有效维权。 为关键的是，“公益诉讼难”，尤其表现在测定环境损害的“鉴定难”上。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少、费用高、周期长，已经成为公益诉讼开展的不利因素。若鉴定这一环节不通畅，费时、费力、费钱，对打赢公益诉讼仗、获得相应损失赔偿会构成不小的阻碍。因此，应对此合理作出一些安排，如免交或缓交鉴定费， 由败诉方承担等。但这样安排，还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力配合。 总之，公益诉讼就是“社会诉讼”，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均应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只有检察牵好头，相关部门配合好，才会形成强大的公益诉讼力量，有力遏止各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和静钧） 关键词：责任编辑：蔡洪坡

当然，我们不能以“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来自洽这个趋势的合理性。但是，即便从规章制度或法律条文来看，文物资产化显然不是洪水猛兽。比如《文物保护法》规定我国文物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又比如《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经营性活动管理规定(试行)》强调，“本着保护好、利用好、发展好文化遗产的原则”。可见，在保护之外，还有“利用”二字。换言之，文保工作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说后人在文物保护上除了保护就不能再有其他任何作为。 文物的资产化，就是有序利用的形式之一。这个既定事实，不是“洁癖式”保护能遮蔽得了的。一方面，文物保护仅靠一腔热血不行，单单依靠基层政府更难。有数据显示，全国2853个县中单设文物局的很少，有近三分之一的县甚至没有文物保护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这个时候，拒绝市场化、拒绝社会资本介入，对文物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文物资产化不是“文物卖身”，更不是监管部门撒手不管。部分使用权的有限资产化，并不意味着产权属性的根本变化，更不意味着保护管理的失控与失范。如2009年以来，安徽省黄山市就以政府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为引导，通过认租、认养、认购的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先后筹措资金50亿元。江苏苏州等地，亦有不少实践。可以说，资产化的文物，并未因此而在保护上出现巨大纰漏。 文物的利用与保护，亦非鱼与熊掌的关系。当然，资产化的文物必须要把保护的功课做好、做足。文物确实不等于数字化的资产，老祖宗把文物交到我们手上，是为接续传承。因此，文物的资产化之路，须慎之又慎，管理者与监督者须充分尊重其公益性与不可复制性，把保护放在首位、把视为圭臬，不出半点闪失、不能埋下隐患，以“保护 ”的原则守得中华文物的周全与安宁。(邓海建) 关键词：文物资产化,保护,传承责任编辑：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