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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以“存在即合理”的逻辑来自洽这个趋势的合理性。但是，即便从规章制度或法律条文来看，文物资产化显然不是洪水猛兽。比如《文物保护法》规定我国文物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又比如《国有文物保护单位经营性活动管理规定(试行)》强调，“本着保护好、利用好、发展好文化遗产的原则”。可见，在保护之外，还有“利用”二字。换言之，文保工作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说后人在文物保护上除了保护就不能再有其他任何作为。 文物的资产化，就是有序利用的形式之一。这个既定事实，不是“洁癖式”保护能遮蔽得了的。一方面，文物保护仅靠一腔热血不行，单单依靠基层政府更难。有数据显示，全国2853个县中单设文物局的很少，有近三分之一的县甚至没有文物保护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这个时候，拒绝市场化、拒绝社会资本介入，对文物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文物资产化不是“文物卖身”，更不是监管部门撒手不管。部分使用权的有限资产化，并不意味着产权属性的根本变化，更不意味着保护管理的失控与失范。如2009年以来，安徽省黄山市就以政府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为引导，通过认租、认养、认购的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先后筹措资金50亿元。江苏苏州等地，亦有不少实践。可以说，资产化的文物，并未因此而在保护上出现巨大纰漏。 文物的利用与保护，亦非鱼与熊掌的关系。当然，资产化的文物必须要把保护的功课做好、做足。文物确实不等于数字化的资产，老祖宗把文物交到我们手上，是为接续传承。因此，文物的资产化之路，须慎之又慎，管理者与监督者须充分尊重其公益性与不可复制性，把保护放在首位、把视为圭臬，不出半点闪失、不能埋下隐患，以“保护 ”的原则守得中华文物的周全与安宁。(邓海建) 关键词：文物资产化,保护,传承责任编辑：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