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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才重“帽子”更要看“里子”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校“双 ”建设的深入推进，近年来不少地方和高校院所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科技人才。在竞争激烈的“引才大战”中，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只要对方有“两院院士”“千人计划学者”“ 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长江学者”等“帽子”，就往往不去考察其当前的创新实力和未来的创新潜力，争相引进，并优先给予高额的经费支持和优厚的生活待遇。 重视人才、不惜重金吸引人才无可厚非，但需要考虑的是：“帽子”和“里子”(本事)完全是一回事吗？“帽子”越大本事就一定越大？ 事实上，这些“帽子”的背后大多是我国为了延揽海内外学界精英、培养造就高水平学科带头人而实施的重大人才工程。这些人才工程的实施，吸引了一大批高层次领军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在建设创新型 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至于“两院院士”，更是代表了我国学术界的 荣誉，获得者都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成就。因此，这些“帽子”在“引才大战”中受到各方追捧，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但是，科技人才评价又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地以“帽子”论英雄。因为，评上这些“帽子”的往往是人才，落选的也不一定就没水平。有些“帽子”如“青年千人计划”是为吸引海外有为青年设立的，近年来回国的海归人才逐年增多，国内培养的高水平青年人才也迅速增长，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有“帽子”的人才实力相当、难分伯仲。对这些人的评价，如果只以“帽子”来衡量，难免失之偏颇。 还有的资深科学家已经比较年长，评上“帽子”时依据的主要是之前青壮年时期做出的成果。搞科研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前沿探索还是技术开发，要想做出重大成果，活跃的思维和充沛的体力缺一不可。研究结果显示，科学家创新的高峰期在30—55岁之间，能在其后做出重大原创成果的少之又少。 因此，“以帽取人”、只看“帽子”不看“里子”弊端多多。如果任由“以帽取人”的倾向蔓延，很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 地方政府和高校院所引进人才，要么是为了提高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么是为了学科水平、更好培养人才、产出更多成果，因此坚持什么样的标准至关重要。对于科技人才而言，重要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其当前的创新能力和未来的创新潜力，而不是简单地看“帽子”。正如成果评价不能简单地“数论文”一样，评价科技人才也不能简单地看“帽子”，而应该既看“帽子”也看“里子”。只看“帽子”、不看“里子”，无疑是本末倒置，会混淆科技人才的评价标准。这样一来，不仅与引进人才的初衷背道而驰，还会助长重名轻实、好大喜功的不良风气。 当前， 大力倡导科学家静下心来、潜心科研，以谋求原创研究成果和核心技术的突破。如果“以帽取人”盛行，可能会使一些青年科学家优先挑选那些“短平快”的项目做，以便早发论文、多发论文，进而早日戴上“帽子”、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如此一来，科学家就很难静下心来，更谈不上潜心科研、十年磨一剑了。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地方政府和高校院所应当牢记引进人才的初衷，坚持“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引进创新能力强、创新潜力大的真正人才。(赵永新) 关键词：人才,创新驱动,科学技术责任编辑：芦静

公园，勿忘荒野 始于100多年前的 公园体制，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行之有效的荒野保护模式。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权威认定， 公园“在储备地球自然场域、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园名录已涵盖世界上绝大多数 和地区。 在 战略层面，我国 公园体制建设起步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起步较晚，但在 顶层设计下，我国 公园建设势头迅猛。截至目前，已设立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湖北神农架、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北京长城和云南普达措等10处 公园体制试点。 公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更不是一般的旅游景区，其设立的初心，是要保护荒野的原生态和完整性，并把它们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而以 公园的形式对荒野进行保护，更体现了荒野独特的价值意义。 荒野被视为生命之源。荒野是所有生命孵化的基质，包括人类自身。在荒野中，旧的物种谢幕，新的物种产生，物种生命体系和自然生态系统不断更新。走向荒野的哲学家罗尔斯顿曾察觉到人的手掌与蝾螈脚掌之间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由此他认为，重要的就是保留和保护荒野，因为“荒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展示着我们的生命之根”。在荒野自然中，生命的奇迹不断上演，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与非生物都具有生命力，都是值得人类尊重和敬畏的生命力量。 荒野有野性之美。相对于钢筋水泥丛林结构的现代城市，荒野是一个呈现着野性之美的完整稳定的生命共同体，有着更加纯粹和本真的生命特质。从荒野中走来的人类，不仅应该是有着文化气质的文明人，还应该展现出自身的本真气息。作家梭罗就曾被这种本真和纯粹的野性之美深深吸引。他离开文明的城市，来到瓦尔登湖畔，住进了自己建造的小木屋，独自体味荒野的野性之美。梭罗坦承：“我之爱野性，不下于我之爱善良。”在大自然的野性之美中，梭罗感悟到了文明荒漠中的野性绿洲，并由衷发出“生于斯，死于斯，葬于斯，此生无憾”的感叹。 荒野具教化之功。日益厌倦都市文明的后期印象派大师高更，远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并在那里创造出自己伟大的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也许只有在原始的蛮荒与宁静里，高更才能如此深刻地领悟人类的历史命运。其实，作为人类的一种情结和象征，荒野一直承载着我们的精神寄托，并参与塑造着人类历史。早在19世纪末，历史学家特纳就认为荒野具有塑造民族性格的教化功能。其“边疆学说”正是对这一判断的系统论证。 可见，作为维护荒野价值的 公园，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一种精神寄托，也显现一种思想力量。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净化身心，思考和探究存在的 意义与价值；在这里，勤劳、勇敢、独立、自由、创新等民族性格有可能得以重新塑造。无论是在生存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基础上，还是在宏观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甚至是在地球生物圈意义上，“荒野”都是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并保护的。 (作者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关键词： 公园,荒野保护,自然环境责任编辑：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