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做二次结构泵厂的厂家

女博士生的生育窘境折射出性别平等的缺憾 “女人是人吗？”学者凯瑟琳·麦金侬在20世纪末向美国社会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她指出，即使在女性权利在书面上已经得到承认的现代社会，女性依然在各个领域被贬低与侵害。如今，把这个振聋发聩的提问放到今天的中国，同样值得人们反思与回应。 近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女性读博+生娃两全or窘途》将女博士生生育的问题放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篇报道指出，许多女博士生要么在学术科研与家庭之间作一个“有你没我”的抉择，要么默默承担双倍的压力。 正如受访者在报道中所提到的，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便是我国尚未出台对女博士生生育的相关政策支持。一方面，女博士生的身份依然是学生，无法享受 为女性职工提供的生育福利，而她们在经济上也只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另一方面，与本科生或硕士生不同，博士生承担了与职场类似的工作强度与精神压力。 博士生的就读年龄和女性的 育龄高度重合，对这些女性提出“不生育”的要求，无疑很不恰当。因此， 与高校有必要对这个群体提供一定的生育政策支持，不论是提供产假还是生育补贴。如此，才能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女性免于面对家庭与学术的两难抉择。 然而，政策与补贴，未必能够彻底解决女博士“生育难”的问题。学界也有学者担心：如果照顾生育女博士生的政策过多，很可能导致博士生导师不敢招收女生，女性会在学术选拔中被边缘化。即便是初衷在于保护女博士的政策，也可能走向反面，让女博士生的处境更加困难。 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揭示了女博士生育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困境：女性在社会中需要同时承担双重角色。她们一方面需要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她们与家庭绑在一起，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母亲或妻子。正如罗塞尔·霍奇柴尔德在《第二轮班》中指出的——女性在工作时间之外，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时间处理养育儿女等家务事，这相当于是要上无薪的“第二轮班”，这让女性在工作的场域中天然具有劣势。在报道中可以发现，除了生育本身的生理活动以外，女性还被默认应该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工作，而父亲则常常缺席这类工作。 有社会学研究指出，家庭劳动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是无薪的，并且其作用被贬低了，而女性恰恰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当今，全职主妇越来越少，许多女性都开始走向职场。但是，这些走向职场的女性既要完成能够提高社会地位、实现自我的职场工作；又要完成一个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所谓“义务”，这样的局面，无疑对这些女性不利。 女博士生的生育问题，实质上是女性家庭劳动不被承认的窘境的折射。 与学校的政策支持当然有助于缓解女博士生生育问题。但如果需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社会需要重新思考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与意义，公平分配养育孩子的职责，保证不让女性独自承担“第二轮班”。只有通过破除女性就该是“贤内助”的迷思，让两性的劳动能够被平等对待，我们才能自信地重申宪法之中的庄严承诺——男女平等。(罗广彦) 关键词：女博士生,生育,性别平等责任编辑：芦静

“抬90岁父亲审社保”本不应出现 湖北红安一名90岁的老人，退休后在武汉与55岁的小女儿一起生活。今年4月25日，因中间沟通存在误会，女儿载着老父从武汉赶到红安县事业单位保险福利管理局，找朋友抬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参加社保年审。(5月7日《楚天都市报》) “为证明父亲还活着，女儿找人抬90岁父亲爬三楼审社保”这样一条新闻，在“互联网＋”时代，违和感是不用说的了。 给年岁大的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需要证明其活着，这样的证明是有必要的，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奇葩证明”。但如果说，只有亲眼见本人才能证明其活着，想必很多人都不会认同。现代信息技术时代，证明一个人活着，有的是办法。从前，视频不甚发达时，有些管理部门验证某人是否健在、是否在某地的办法是，要求当事人手持一张当地当日的报纸照相，证明该人确实于某年某月某日居于某地。即便说，后来出现了PS技术，但双方通过视频确认某人是否健在，一般来说是无法造假的。或者说，通过视频确认当事人活着，基本没有问题。当然，红安县这边要求老人到场，还多了一项指纹录入和人脸识别，但这些任务也都是“互联网＋”能完成的。 管理部门的说法是，考虑到一些退休人员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甚至有的居住在外地，该局多次下发了通知，由各单位负责采集数据信息，并加盖单位公章。但因为退休人员所在单位“忙不过来”，又因为保险管理局的几台电脑“需要升级”，善政没能落实。 管理部门不是没有考虑到老人的不方便，但终还是让老人亲自到场了，除了种种客观原因，笔者认为，在“证明活着”与采集信息方面，对管理部门的某些应尽义务缺少明晰而又硬性的制度规定，恐怕是更大的原因。地方间、部门间政务网络没能实现充分合理利用，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一种异地间相关部门的某些常态化或临时性协作——只需要简单的沟通联络，就可以轻松实现“电子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怎么说，也不至于让一位90岁的老人长途奔波、被人抬着上楼。如果 相关部委能在这方面出台一些政策，将管理部门应该承担的义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要求制度化，明确规定，行动不便的老人没有义务自证“活着”，也没有义务亲自到场采集个人信息，那么，因管理部门“忙不过来”“系统需要升级”而导致的“抬90岁父亲爬三楼审社保”的窘况应该不会出现。 实际上，管理部门承担更多的“证明”义务，并不会增加很多的行政成本，关键要看管理部门对“互联网＋”的利用是否到位。而硬性规定管理部门的义务，也是倒逼管理部门必须研究、落实、习惯“互联网＋政务”的信息运作路径。(马涤明) 关键词：90岁父亲,社保,年审责任编辑：芦静